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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表明执政党的程序意识在加强。

【关键词】法治国家|马克思主义法学|宪法司法化|法治实践|荣誉学部委员|宪法解释|李步云|法学原理|司法独立|权大于法 西方所讲法治，在中国官方文献中通常被称作为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归纳起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以上十条标志和要求中，前五条讲的是需要有完备（前一项）而良好（后四项）的法律。

（三）人权保障 人权是人作为人依其自然的和社会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次，市场经济建设已不可逆转，它必然带来两大社会关系和五大观念的变化，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社会和思想基础。进一步完善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2、既要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维持法律秩序。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作出了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迄今为止，党和国家从未将它们称之为治国基本方略，原因何在？这是由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性所决定。这同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古代法治是根本不同的。[19]当然，既然国粹派早就被公认为行不通，那么，清算传统也就成为唯一之途。

【摘要】中国法律信仰论试图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寻求对中国法治精神维度的型塑，这一目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法律信仰论对主体主观条件的强调使它致力于对主体的改造和建构。这种对主体的改造和建构通过两种途径展开：第一，对法律职业的推崇，试图打造法律职业共同体。现代法律完全根据其工具性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法律被理解成为一件用来贯彻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精心制作的工具。

[26] 最后，伯尔曼提出了一种综合的法学观。[37]参见许章润：《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中外法学》2001年第5期。

实际上，文化人类学者已经对这一假定进行了根本的质疑。在这里我们必须 追溯过去，展望未来，不仅询问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过去可以告诉我们将来可能发生什么，而且要询问过去使我们负有什么样的义务———我们的传统现在要求我们做什么。中国法律信仰论者思考问题的起点正是由于我国法治运行不畅，因此需要考虑法治的精神维度。二是许章润教授将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从汉语文明的高度讨论法律信仰问题，他的问题视野与主流法律信仰论的完全不同。

首先，这种孤立的法律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中国法律信仰论者基于一种文化二元认识论，[29]通过把现代法律制度和精神与中国历史传统进行二元比对，指出法律与中国历史传统之间并不存在伯尔曼所强调的有机联系，法律完全可以独立于、外在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了深度剖析并呈现出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实质，笔者在讨论中将采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恰恰是法治的精神条件即法治的‘软件系统才非常深刻地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与性格。这导致了他们的讨论在根本上产生了与中国的疏离，反对者据此认为法律信仰问题完全是一个西方问题而对中国没有意义。

[34]借用伯尔曼的理论资源，中国法律信仰论对形形色色的法律工具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梁治平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西方法则不能不是西方文化的表征……从总体看，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所以，它们相遇、相撞之时，我们面对的，便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国粹，或者是西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这就是所说的‘历史基础。其次，在这一基本背景下，最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涌现出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

离开传统就没法谈法律信仰，法律及其信仰是深深地契合在传统中的。（6）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家法是国法的补充。[2]中国学者借助这一术语，诉求的是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型塑中国法治的精神维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法律信仰论存在的第三个悖论：中国法律信仰论由于其文化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现世主义的取向，很可能走向一种更为彻底的虚无主义、更为彻底的工具主义。这种文化虚无主义使得中国法律信仰论者不可能像伯尔曼那样采取寻根方式，而只能进行具有工具性意味的他求。因为在中国学者看来，中国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完全相互抵牾。

[29]参见於兴中：《法治是人类最理想的选择吗——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法学》2001年第1期。要超越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

法律信仰论与国家主义的结合，必然要求法律实证主义在制度层面的设计、实施以及权力技术的推行。首先，关于法律与西方整个文明传统之间关系的整体性理解。

而无论是从制度还是精神层面，法律都被成功地型塑成中国原有社会的一种外在乃至异己之物。另一方面，法律信仰论完全可以在一个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实现其自我救赎，得以再生。

最后，中国法律信仰论的自我救赎以及法律信仰的再造，还需重新思考信仰再造的主体以及谁的信仰的问题。这种实质法治必然与特定时空中人们的生活理想、人生意义、秩序追求联系在一起。在法律实证主义看来，法律只是实在的法律规则，它是立法者的理性建构，它来自主权者的命令或人民意志。要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寻找当下中国人赖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根据，当然需要对中国人、对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乃至世界结构进行关注和思考。

[14][15]HaroldJ．Berman，TheHistoricalFoundationofLaw，EmoryLawJournal，Vol．54，2005． [16]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化的开端》，《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第二种是深受苏联法理学影响的教条主义的法律工具主义，它强调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二、悖论一：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 （一）作为法律信仰命题基本预设的法律与文明传统之间的关联 提到信仰，人们不难联想到宗教，这也是伯尔曼在讨论法律信仰问题时的当然语境。[14] 对于伯尔曼来说，历史和传统意味着法律信仰的源泉和基础。

因为在这塌下来一切都落了空的时代，要想重新涌现出一个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根据，必须是翻上来而从根本上滋生我们的指导观念。中国现代哲学家牟宗三先生曾指出：我所发的那些思想，完全是想从崩解坠落的时代，涌现出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

（三）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与法律实证主义的隐性合流 这种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与伯尔曼的整体的演进的法律观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笔者把中国     法律信仰论背后预设的深层法律观称为一种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被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其本身反而成为问题。同时，法律制度，从整体上看，也像经济制度一样，被看成是庞大、复杂的机器——科层制（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其中，各个部件依据特定刺激和指令履行特定的职能，它独立于整体的目的。

目前对法律信仰讨论的后继乏力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目前主流法律信仰论的普法模式下，以法律家阶层或者说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一般社会民众不过是被塑造的对象，需要以现代法治精神来取代被称之为落后的民众观念。

如何实现法律信仰的再造？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首先需要重新认识传统，认真对待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最后，这一根本性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去哪里寻找，又从何处涌现？很显然，旧有文明不可能再构成根据本身。

西方每个国家的政府和法律制度都源于这样的革命。五、超越悖论：中国转型社会视野下法律信仰的再造 梁治平教授在翻译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时，曾用死亡与再生的隐喻为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赋予了一种特有的拯救意识。